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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行原副行长:中日未来10年经济增速分别是6%和0

发布时间: 2017-09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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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,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邀请了世界银行原副行长、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顾问、南非发展银行行长现任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伊恩•戈尔丁(Ian Goldin),和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博士克里斯·柯塔纳(Chris Kutarna)发表主题演讲——新文艺复兴时代的风险与机遇。

 

在演讲中,戈尔丁教授表示,中国发生的一切反映了当年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开拓进取的精神,现在世界正处于高速发展中,而中国通过推进全球化对此产生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。

 

同时,在未来10年,中国经济增长率会保持在6%或以上,印度也会保持6%的增速,整个亚洲的总增长率会保持在5%,非洲大约是3%,拉丁美洲也是3%,美国1.5%,欧洲1.5%,只有日本是0。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。但是中国需要小心老龄化,再过30年中国会有7亿人口在60岁以上。

 

世行原副行长:中日未来10年经济增速分别是6%和0

 

伊恩·戈尔丁教授进行演说

 

以下为戈尔丁教授演讲部分,观察者网通过速记整理,未经嘉宾本人确认:

 

伊恩•戈尔丁: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,我从来都没有想像到过我会经历今天这样的情况。当时是1984年,33年前了,浦东还是稻田,没有像样的酒店,我住在了国宾馆。今天来到上海,看到了这么短的时间内,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。我们在中国所目睹的一切真是举世瞩目,中国这个国家能够反映新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。

 

那时候之所以来上海,是因为我从南非流亡(回来)。我出生于南非,参加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,我曾经以为有生之年再也不能回到南非。我在很多国家工作过,包括中国,我见过中国所发生的变化,中国的改革开放。同时,中国加入全球社区也导致了非洲和亚洲其余地方、拉丁美洲、以及我所在的国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 

曼德拉在监狱里面一共度过了27年,在1994年被释放后,他邀请我回南非做他的经济顾问,帮他经营国家银行,我照做了。

 

我们处在自文艺复兴以来变革最快的世界

 

这一段时间,也就是从80年代末到现在所产生的变化,是整个世界之前都无法想像的,墙壁被推倒,国家被开放。这些变革使得世界大部分的地方都加入了一个全球社区,只有很少的特例。在80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中国,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,大概只有2亿人是互联互通的,大部分人都与世隔绝,可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大概有70亿人互联互通,变革正在加速。

 

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变化,事实上今天将是你们在有生之年体验到变化最慢的一天,为什么呢?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,整个世界的相互关联性越来越强。创意会四处流通,不只是在中国。在世界各地,人们的寿命更长、更健康,更多地方的平均寿命预期大大提高,所以我们整个地球新增了20亿人。

 

与此同时,在1990年早期的时候,或者80年代末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,那就是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,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,改变了我们的一切,互联网创造了世界的思想的传播,也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。我们看到人才是随机分布的,80年代,大概只有5亿人能够贡献他们的理念,但是现在有60亿人在群策群力创造我们新的时代。即便你生活在孟买的贫民区、圣保罗的贫民区,或者是上海的街头,都可以进行创造。

 

杰出的人才都已经成为我们所谓的天才,但是改变世界的不仅仅是个人,更重要的是集体是团队,人们会聚在一起,他们相互学习,相互激发理念的火花,多元化带来了新的变化,这个趋势在全球世界都在发生,创新的速度、学习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,而演进的过程也在不断的加速。

 

很多人在微信这样的平台上学习,通过非正式体制学习。但是正式的学习教育体系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,这是一种全新的变革。大学和所有研究机构都拥有新的能力,他们现在能够做到以前无法想像的很多事情,不仅仅是自己开展研究,而且相互学习、相互借鉴。很多人在世界各地学习之后又回到了祖国、回到了原来的母校,共同分享他们的学习和经验。

 

这也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本质特征,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,也是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,同时又是一个全球网络的时代。多年来第一次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,这要归功于新技术的发展,而且这个新的技术不断在演变。

 

我们在牛津大学的团队正在研究新的癌症治疗药物,而且也不断在云平台上使用数据进行分析,不管是孟买、纽约还是在上海,大家通力合作,所以你可以看到学习的速度,学习的多元化在发生变化,这也正是我们创新和学习不断加速的原因。

 

我们会看到未来与现在大相径庭,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变化在不断加速。

 

回顾我们过去的历史,一个惊人的故事在发生。看一下过去2000年入来全球收入变化的情况,可以看到GDP和人口,这两项在近200年来都呈指数性增长。我们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,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高速的人口增长和收入的增长。

 

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,收入的增长一直在持续的超过人口增长,而中国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力量,在过去35年中,国民收入每十年就翻一番。

 

在展望未来、思考未来的时候,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在于,对我们而言,这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。我们认为有一个时代非常有意思,和现代也息息相关。我觉得,那个时代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视角,更好的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现代。

 

那就是500年前的文艺复兴,500年之前的1500年其实没有什么意思,在1500年以前,人口和收入的增长并不惊人,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,500年前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时代。所以在我们观察未来,思考未来的时候,就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,这个进程还会继续吗?我们还会看到人口和收入大幅度增长吗?我们现在面临的威胁是全球化所带来的,同时还有反对全球化造成的威胁,比如说美国、欧洲的国家保护主义,这些新的趋势对全球化又会怎样呢?

 

我们为什么能够快速发展,就是因为互联互通,就是因为融合,有些人把它叫做全球化。所谓的全球化就是融合、开放,开放边境,让商品、服务、资金,当然还有最重要是,思想能够自由的传播和流动。

 

所以我们要观察世界,了解这个世界,才能够更好的判断未来。

 

全球化在发展,但是很多人被抛在了后面

其实现在发展的进程我认为有两大威胁,一方面高墙在倒塌,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在蔓延。

 

虽然新兴市场的增速是老经济体的3到4倍,他们在融合,他们的差距在减少。但是各国之内的不平等现象反而在增加,在全球化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平等现象的蔓延。

 

为什么?弗里德曼(Milton Friedman)说世界是扁平的,但是我认为不是,这个世界的高山丘陵在增加,有更多的起伏不平,如果你时代对了,你选的地方对了,那么你可能会占据优势,否则你可能会被抛弃,被时代所抛弃,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选对地方,选对时机。

 

在上海这样的地方生活成本很高,学习费用也很高,在纽约和伦敦或者在全球任何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都是要付出代价,才能够获得这个机会的。其他的代价包括交通,包括道路的拥堵,现在所有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了,越来越多人希望来到这些特殊的地方,希望走在全球化的前沿。

 

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不平等的现象在扩展,但这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,而是有人被全球化排斥或者被全球化抛弃在后面,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从全球化进程当中受益,但只有少数能够抓住这个机遇,找到正确的地方。

 

收入的不平等在增加,还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也在增加,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被时代所抛在了后面,投票脱欧的英国人并不是在伦敦的那些人。

 

第二个威胁是,其实互联互通增加的不只是好的现象和事物,也有坏的方面。我们写了一本书叫做《蝴蝶缺陷:全球化如何导致系统风险及应对办法》,我们可以有一个一体化的体制,但这个体制也会带来感染和蔓延的现象,比如说,我们现在有很多大的机场,人流、物流都非常的发达,但是一旦一个地方有流行病毒,会马上传播。

 

有了互联网,网络病毒也会迅速传播,所以相互依赖导致了脆弱性,其实我们越开放越互联互通,我们对其他人的依赖度也会越高,正因此,我们需要采取更多举措确保我们这个体制是稳定的。当然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只是在国家层面考虑,那就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,这些体系其实是全球化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去推动这个体系的一体化和融合。

 

全球需要可持续发展

 

另外,全球化还有第三个挑战,也就是公共产品的悲剧,大家都想获得这些资源,但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?我们的体系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可持续?我们的所作所为在生态上是否可持续呢?

 

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问题,就是气侯变化,我们看到有一小部分国家对资源的需求非常强烈,以前是可以持续的,但是能源需求越来越多,如果大家都毫不节制,那会发生灾难性的气侯问题。

 

另外,不加节制的消耗会导致没有资源可用,矿物燃料就是一个典型现象,现在问题越来越多了。比如说越来越多人吃寿司,金枪鱼就在灭绝,越来越多人要犀牛角,犀牛这个物种就会灭绝。自然是要求我们付出代价的,鱼也是有限的,动物也好树木也好,再生的速度要远远慢于我们消耗的速度。所以一方面我们有大量的需求增长,另外一方面资源也在不断的萎缩。经济学家说了,在工业方面供应是缺乏弹性的,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资源配置上做更多的工作,这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。

 

在健康方面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,我们抗生素使用越来越多,很多人都认为吃抗生素可以帮助有效预防疾病,可是很遗憾,抗生素卖得越多,抗药性就越来越强,疗效反而在削弱。

 

最后,在我们越来越富裕的同时,我们的决策对地球,对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,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自由,国家还有市场之间要掌握好一个平衡,而且必须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平衡,如果中国或者美国失去约束,就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巨大的影响。

 

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增长率将保持在6%以上,日本为0

 

我们要应对这三个挑战,然后全世界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,那么现在有哪些未来的趋势呢?我来看一下人口和经济上的趋势,然后再回到全球挑战上来。

 

展望未来,我们首先看到平均生命预期在不断的延长,并且各国在趋同,我们的平均生命每2个小时就会延长25分钟,这是医学进展的速度,平均生命预期在过去35年间已经拉长了20年,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到现在,中国的平均寿命预期已经拉长了20年,这是一个最最引人瞩目的变化。

 

讲到未来的经济展望,我认为新兴市场会继续增长,增长速度将是发达经济国家的3倍,中国会继续增长,GDP增长率会保持6%或以上,接下来10年都会如此。印度接下来10年也会保持6%的增速,整个亚洲的总增长率会保持在5%,非洲大约是3%,拉丁美洲也是3%,美国1.5%,欧洲1.5%,日本0。在这个世界里面,新兴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变革的动因,80%的世界增长,和世界经济体量的一半都在发展中国家,而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。

 

世界的平均增长最后可能达到3%,甚至是3.5%后会稳定下来。另外,即使美国经济放缓,美国经济“感冒”了,其他地方也不一定会“发烧”,这是因为有了更多世界其他国家做经济的驱动因素。

 

新兴市场学到了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。所以现在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比发达国家做的更好。

 

我们的增速越快,就越可以投资未来,特别是新兴市场,他们可以建设基础设施,投资教育和健康,可以再分配财富,这些事情在发达国家经济体里面做不到,因为他们没办法增长,所以只能拿到多少钱就花多少钱,因此经济的革命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中会容易得多,而不是在发达国家。如果你想理解欧洲政治、日本政治还有美国政治的僵局,那么就先从经济切入,在经济之上你再考虑快速老龄化的人口,这就会获得更多的洞察力。

 

所以,我们现在看到新中产阶级的崛起,49亿新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出现了,2/3来自亚洲,而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增量。

 

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

 

讲到技术的变革趋势,当然现在很难预测未来会有什么伟大的技术变革,其实任何预测都很难,技术预测就更难。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定的现象,那就是计算能力将会变的更强大,而且增速会非常快,接下来20年都是如此。这是摩尔定律,在牛津马丁学院一共有350名研究人员,其中包括很多计算机学家还有物理学家,我们进行很多的辩论,最后结论是,同样的价格再过20年就可以有100万倍快的能力。

 

随着计算能力的变革,我们现有的很多系统,包括商业贸易等等体系都会改变,同时还会改变健康。比如在人类基因组方面的变革,用于实验的转基因小白鼠跑的比正常快10倍,所以我们预计,未来在医疗卫生领域将会有剧变,特别是DNA方面的技术将会导致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,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。

 

因为我们现在拥有能力,能够重新编辑基因,在胚胎里面就设计婴儿,这产生了伦理、法律、经济等等问题,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设计胚胎呢?这些新技术打开了很多门,而这些打开的门需要我们的判断力,和社会参与并且讨论,当然这也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。

 

与此同时,这些门打开之后也会涌入很多的风险,在金融中我们看到这些风险到来的速度可能很快,金融其实是走在全球化的前列,金融是世界体系中最最精深的一种,有最出色的专家,也有最多的投资,最多的工具,当然挣到的钱也是最多的。这都得益于全球化,金融交易的速度可以是全球最快的,但是危险来的也很快,这也是新技术带来的。

 

巴林银行存世200多年,抵抗了最不同寻常的政治、经济和技术威胁,都没有倒下,但是有一天,管理层早上醒来发现银行不复存在,只是因为有一个交易员做了一些交易,利用新技术借了过高的杠杆,而他的做法管理层不理解,其实这个交易员本身也不理解。所以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,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解新的金融体系,新的做事方法,我们需要政府和业界的密切监管。

 

未来中国超过一半的工作将会被机器所取代

 

系统风险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,但是现在因为全球化导致风险的规模和速度更严重。比如说猪流感快速传播到全世界,牛津马丁学院的研究追踪了全球飞机的交通情况,飞机或者说全球化成了病毒的超级传播者,上海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节点,在上海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会改变世界,可能是好的改变,也可能是坏的改变,可以传播机会,也可能传播风险,所有的关键节点越来越重要。

 

全球网络系统已经成了整个世界新的神经网络,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,现在还出现了物联网。我们看到在多个维度上,包括在中国的共享自行车全都是联网的,现在又开始让身体装上了可穿戴设备,诚信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,当然机器会做很多我们人现在所担任的工作。从牛津马丁学院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,47%的美国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机器或智能机器人所取代,在未来20年中,美国几乎一半的工作可以由机器取代。

 

在中国这个数字可能更高。在未来的岗位是怎样的呢?社会如何调整,新的岗位如何出现,资本和劳动力又会如何决定我们新的生产力,决定我们新的决策呢?这个都需要我们去思考。你需要投资,需要资金,但不是劳动力,你可以看到人和机器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,随着技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我们看到人工智能,还有机械技术的发展会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。

 

气侯变化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,中国走在应对气侯变化挑战的前沿,这是非常好的事情,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乐观的一个原因,你看到现在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发展得速度非常快,规模也很大。

 

另外,其实现在全球治理体系完全不适应于21世纪,他们只是做一些小的变革,就如同调整一下家具的位置。现在我们就像坐在一艘大船上,但是却没有一个船长能够真正去引领我们的前进方向,很多国家都是各自为政,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,全球化当然有很多后果,其实也会带来很多好的影响。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已经变化了,不是几个老男人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抽雪茄来做决策,我们看到世界在变化,我们也看到新的强者,新的事物在涌现。

 

大部分人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

 

你们今天听我们的演讲,是因为你们对金融很感兴趣,金融也是我们责任之一,金融可以说是全球最复杂的专业系统之一,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全球层面,都是如此。中国、美国所有国家的银行,各国的央行、财政部还有金融控制体系其实都已经足够复杂。在全球层面上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复杂的金融机构,更多的人、更多的数据和更多的权力,比联合国或者是世界银行更具有影响力,当然,世界银行也代表了全球金融精英。

 

但这些精英机构却没有一家能够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。为什么会这样?其实你们可以思考一下,以下会给出五个原因,第一个原因就是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,现在我们看到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复杂,这是因为互联互通造成的,所以在理解风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理解互联互通,第二个原因就是不管是在当地也好,还是在国际层面也好,我们看到有一个治理的空白区域,怎样来协调各方的利益?我们要好好的思考,因为各国单独的举措、各国层面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全球的体系。

 

第三个原因就是全球技术的演变,太快了,也太巨大了,我们必须要充分理解技术,包括技术的利和弊。

 

第四个原因就是全球的监管体系,包括会计准则的复杂。

 

很多市场经济强调的是短期的信号,很多长期的问题比如说气侯变化,比如系统稳定性、可持续性被人们所忽略或者低估。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短期利润,如果你短期不能生存就谈不上长期,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短期的成功,也要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,如果你忽略了长期,那么短期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误导。

 

最后一个挑战不是说数据太少,而是数据太多,数据就像暴风雪一样导致我们无法看清前进的方向。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,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证据,肯定不是因为人们不理解,也肯定不是没有专家。而是因为人们没有真正找对视角,了解问题的根本所在。

 

专业体系为什么会失效,人们看到这个失效的全球体系感到非常愤怒,而且认为全球体系没有真正的长足增长,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会投票脱欧,为什么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,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极端主义活动出现,人们认为贸易全球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帮助,风险反而在上升,有一些人受益,可是大部分人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。

 

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呢?其实我们写了这本书,吸取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验和教训,文艺复兴时代也是百花齐放,天才涌现的这样一个时代,技术在发展,带来了很多的进步,可是却出现了一系列的灾难,包括极端主义活动,宗教的战争,包括专家被焚烧。

 

500年来我们一直在说文艺复兴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辉煌,可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那个时代的灾难,这更说明我们需要从根本上理解这个变革,了解为什么现在的世界是千丝万缕缠绕在一起的,如果能够从正确的视角出发,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借鉴意义的,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的智慧,希望我们的书籍给大家更多的启发,谢谢。

 

 中国有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

 

在演说结束之后的论坛环节中,观察者网有幸获得机会向伊恩·戈尔丁教授询问了有关于全球化与不平等的问题。

 

观察者网:您在书中和以前的演讲中不只一次提到过,道德教育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都非常重要,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责任,富人很明显要交更多的税,要不然就等着穷人闹事。但现在很多时候富人直接把资产转移到其他国家,然后买张飞机票一走了之。这个时候您觉得道德教育还有没有用?有没有其他方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?

 

伊恩•戈尔丁:中国有一个优点,那就是有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,当然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,市场有一些事情做不好,比如说创新方面需要一些政府的资金投入,这些中国都很优秀。

 

同时,中国政府能向大公司和富人收税,如果中国政府也像美国一样被大公司通过游说控制,那就糟糕了,在美国,你需要很多的影响力说服别人给你政治献金,才能做上政客,这就说明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大。

 

等你通过政治献金坐上总统以后,转过来对这些大企业加税,这可不会受欢迎。这不只是多少人会选你的问题,还有你能收到多少税的问题,政治献金这个体系是一个很坏的起点,很难加税,所以很多民主制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,那就是政府弱,游说集团太强。就算是欧盟布鲁塞尔总部也有很强的院外游说集团,在游说集团影响下,很多人觉得高税收不好。

 

同时,税收制度是需要全球协调的,我们必须关掉避税天堂,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很多的避税天堂,大概就只有10个吧,而且这些国家都很小,并没有很强的实力,比如说摩纳哥。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大,只要有全球的协调和执法就能够避免这种财富转移。媒体得到线人的报告非常重要,方便披露信息。

 

道德教育也很重要,让人们认识到,不管在哪里做这种事情都是不道德的,这样才能够防止少数人享受财富的成果。这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,也是一个政治问题,同时也是一个执法的问题。潮流正在改变,在美国已经看到这种潮流,欧洲也是,英国的潮流也在扭转。

 

另外,富人不只是避税,继承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,下一代能够继承父辈太多的财富,财富继承也成为了一个重大的不平等来源。

 

来源: 观察者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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